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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赢得疫苗研发竞赛,局势将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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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9 14:36: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如果中国赢得了疫苗研发竞赛,局势将如何发展?


  大卫·费德勒(David Fidler)心中潜藏着一个噩梦般的未来场景:3个月后,中国正式宣布一种新冠病毒疫苗的III期临床试验圆满完成。世卫组织官员心中充满了兴奋和喜悦。北京开始向拉美、非洲以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提供疫苗。而就在此时,美国却消失不见了。

  “如果中国赢得了疫苗研发竞赛并对这一优势加以利用,而那时我们手中却没有同样分量的筹码,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最让我担心的问题”,大卫·费德勒对我说。作为一位全球健康和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大卫·费德勒一直在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提供咨询服务。随着大国之间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发上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美国也许会在未来几个月里遇到一些麻烦,而大卫·费德勒并非唯一为此感到忧虑的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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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客”(POLITICO)杂志网站2020年8月31日发表了该刊副总编辑伊丽莎白·拉尔夫的报道:《如果中国先于美国研发出新冠病毒疫苗,局势将如何发展?》

  在经历了半年之久的社交隔离、失业率飙升和病毒感染者的大量死亡之后,“美国正在为研制新冠病毒疫苗做出历史性努力”这样的言论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而“处于早期临床试验阶段的美国疫苗表现良好”或“新冠病毒疫苗将于今年年底前在美国上市”这样的新闻报道也很容易让人们信以为真。不过,医疗和疫苗专家已经指出,正处于III期临床试验阶段的8种疫苗是否能够安全有效地帮助人类抗击新冠病毒还是一个未知数,目前就对此作出预测还为时尚早。

  在上述已进入III期临床试验阶段的8种疫苗中,有4种来自中国,3种来自特朗普(专题)政府启动的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研制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以及几位美国制药行业高管于2020年3月2日在白宫召开圆桌会议,制定了这份旨在推动数种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和快速上市的计划——观察者网注),另外还有一种来自澳大利亚。一些专业人士已经不无忧虑地指出,其中一些疫苗其实已经受到了过度夸大的宣传(some of the most publicized candidates are overhyped)。

  可见,大卫·费德勒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某种中国疫苗在全球率先完成III期临床试验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参与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计划的美国公司在研制过程中遇到一些严重困难,那么美国有可能在中国疫苗成功上市6-8个月后才能推出自己的疫苗。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美国的一些医疗和疫苗专家看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就不得不在几种噩梦般的选项中作出选择,而每一个选项都有可能让美国陷入地缘政治困境和棘手的科学陷阱。如果中国拒绝把安全有效的疫苗卖给美国而是把它当作与美国对抗的筹码该怎么办呢?如果特朗普政府(或拜登政府)拒绝购买中国的疫苗该怎么办呢?如果在中国疫苗成功上市的压力下,美国和欧洲在疫苗研发过程中选择走捷径或在审批环节中“放水”该怎么办呢(特朗普最近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卷入政治争斗的言论增加了人们在这方面的担忧)?

  “如果一种新冠病毒疫苗能做到安全有效,那么它将是‘当代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的同义词,各国都将从战略角度对其加以利用。在满足本国公民的接种需求之后,中国人未必会把疫苗卖给出价最高者……他们会用疫苗来扩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对某些国家进行政治回报,或者把疫苗作为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很多国家会先于美国用上中国疫苗,而美国很可能会被排在最后”,乔治敦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拉里·戈斯汀(Larry Gostin)说。

  在大卫·费德勒看来,即便中国人愿意不附加任何条件地把疫苗卖给我们,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也未必能够很顺利地用上那些疫苗。“即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给中国疫苗开了绿灯,可我们还是要花钱买。你觉得在连TikTok都不让用的情况下,国会那些人会同意拨款去买中国的疫苗吗?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随便说说,不过情况的确是不容乐观的”,大卫·费德勒对我说。

  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而大卫·费德勒的上述忧虑说明,地缘政治对人类在面临这场危机时所作出的反应已经造成了重大影响。今年2月,当时致命的新冠病毒刚刚开始在全球扩散,许多人都希望大国领袖们能够在全球合作的旗帜下走到一起共享资源、共同合作开发疫苗并以最优方式确保疫苗的可及性。一些人的确为此付出了努力。不过美中关系已经恶化到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紧张程度,疫苗研发因此也早就变成了以权力和荣誉为目标的旧式大国竞争的战场。如果美国和中国不能十分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就将沦为他们进行大国竞争的工具。

  “在我的冷战记忆中,这一切都十分熟悉,那个时候,冷战几乎影响到了美国在所有事务上的政策……冷战的思维方式使得美苏两国以及试图在那个世界上生存的其他国家在看待很多问题时心态都有些扭曲。公共卫生问题当然也不例外,即便各国公共卫生专家们不理解也不愿接受那种局面,地缘政治依然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了影响”,大卫·费德勒说。

  中国拥有更加均衡的疫苗研发战略

  特朗普政府曾声称其制定的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研发计划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和人道主义成就之一”。不过,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生物技术与药物研发创新中心主任迈克尔·金奇(Michael Kinch)却表示,如果让他在美中两国疫苗研发战略中作出选择的话,他更倾向中国的战略。“中国人的战略更加均衡”,迈克尔·金奇说。

  美国和欧洲目前正在研发的所有处于临床试验高级阶段的新冠病毒疫苗以及所有接受Operation Warp Speed计划资助的疫苗都是通过某种高科技手段让新冠病毒上被称为“刺突蛋白”的部分失效来发挥作用的。所谓“刺突蛋白”,就是新冠病毒主体上伸出的像帽子一样的部分,这种蛋白可以让新冠病毒附着在人类受体细胞上,从而使人体被病毒感染。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这些疫苗可以在新冠病毒附着在人类受体细胞之前使人体具备攻击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能力。

  可是,如果这一过程无法顺利实现该怎么办呢?“这一切有可能都是纸上谈兵,许多事情在理论上、在逻辑上似乎无懈可击。可事实上,人类在生物学领域的逻辑思考经常受到现实的挑战”,迈克尔·金奇说。

  迈克尔·金奇向我介绍了中国人研发疫苗的思路:他们的一些疫苗与西方的相似,是从刺突蛋白着手的;另一些疫苗则使用了更加传统的方法,那些疫苗并不是针对新冠病毒的某一个部分,而是以疫苗的长期表现为基础的。例如,中国正在研发数种灭活疫苗(inactivated virus vaccines),其原理是通过失去活性的病毒来“教会”人体如何抵御有活性的病毒。这种疫苗能够让人体建立起自己对病毒的免疫力。“中国人有许多选择,他们不仅从刺突蛋白的角度着手,而且还有别的方案,他们可以从中选择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来使用”,迈克尔·金奇向我解释。

  “如果发生基因突变或者只是因为运气不好,我们最终没能成功对新冠病毒刺突蛋白进行足够强大可靠的抑制,或者因为其他种类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与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相同,那么美国在疫苗方面的工作就全都白费了,一切都会回到今年3月份的状态……一想到我们把太多的鸡蛋放在了同一个篮子里,我的胸口就堵得难受”,迈克尔·金奇对我说。

  此外,特朗普政府的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研发计划也已经受到了质疑,一些人对该计划选择疫苗研发技术路线的方式表达了忧虑。今年初夏,美国医疗部门的几位高级官员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Operation Warp Speed计划似乎很倾向于采纳新的技术路线(其中一些技术从未成功地用于任何一种疫苗的商业开发)而不是传统的技术路线,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为这种做法进行了辩护,他认为这样做是出于安全考虑:“在1955年发生的一起悲剧性意外中,脊髓灰质炎疫苗并未被完全灭活,导致接种者被感染,一些人甚至因此死亡”。然而,事实上此类事件在那之后从未再次发生,FDA此后还向多种灭活疫苗颁发了生产许可。

  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还指出,Operation Warp Speed计划中的一些疫苗可能受到了过度夸大的宣传。牛津大学疫苗研发团队最近在7月号《柳叶刀》杂志上发布了其新冠病毒疫苗(该疫苗将由AstraZeneca公司负责生产)的I期和II期临床试验结果。他们在试验中为543位志愿者注射了疫苗,但仅为其中35位志愿者进行了中和抗体(neutralizing antibodies,中和抗体是由适应性免疫应答细胞分泌的一种可溶性蛋白。病毒侵入人体之后,适应性免疫应答细胞把中和抗体分泌到血液里,中和抗体与血液里的病毒颗粒结合,阻止病毒感染细胞并破坏病毒颗粒,这样病毒就被"中和"掉了——观察者网注)检测。

  “为什么只检测了35个人?另外508个人呢?”轮状病毒疫苗研发者、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Paul Offit)质疑道。“那些中和抗体检测数据只能说还算可以,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他接着评论道。随后,牛津团队又从那35人中抽取了10个人(并非随机抽取)进行了第二次注射,这一次检测数据好了很多。“如果AstraZeneca公司打算生产这种需两次注射的疫苗,那么他们的样本规模实际上只有10个人,可他们却想生产数千万支疫苗供人们使用”。事实上,AstraZeneca公司已经签署协议,一共将生产20亿支疫苗,其中有3亿支将供应美国市场。

  “即便那些人已经在这个行业里工作多年,谦虚谨慎一点还是应该的……一种疫苗若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某种程度的牺牲也许是难免的。在疫苗事业进步的道路上,付出人命的代价并不鲜见”,保罗·奥菲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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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院后在白宫录制视频,语出惊人。

  中国是否会把疫苗卖给美国并不确定

  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国家非常希望能够率先研发出安全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中国希望让自己的公民先用上疫苗,把经济和社会拉回正常的运转轨道,然后便可以让全世界都看到仍在挣扎中的美国已经与自己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此同时,中国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国外。中国把新冠病毒疫苗视为一种外交工具,并已经向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国家承诺优先提供疫苗。中国已经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与自己在南海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作出承诺。此外,中国还向自己在拉美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伙伴巴西作出了承诺,自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去年就职以来,巴西的一些政策似乎被逐渐引入了特朗普政府的轨道。此外,一家中国生物制药公司正在与巴基斯坦以及一些拉美国家协商向其必要岗位的工作人员紧急提供III期临床试验尚未完成的疫苗,但截至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

  中国这样做并非出于完全无私的精神,可能也是一种利益交换。“中国人最终还是希望能获得回报的”,奥巴马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奈德·普莱斯(Ned Price)这样评论道。中国已经在非洲的石油和采矿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并以此获得对己有利的贸易协议,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也在增加。中国还对非洲的公路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把一些节点城市连接在一起。此外,中国在拉美地区也注入了大量资金,已经成为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孔子学院也在上述地区大量出现,以扩大中国的文化影响力。

  新冠肺炎疫情给了北京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人正在许多地方寻找入口,他们希望能把门推开。许多国家不得不在中国疫苗和延迟上市的西方疫苗之间作出选择”,奈德·普莱斯说。可是,如果美国疫苗无法像中国疫苗那样到达其他国家手中呢?毕竟特朗普曾提到要优先满足美国人的疫苗需求,如此一来,其他国家获得美国疫苗的机会是很小的。“即便你不愿被纳入中国影响力的覆盖范围,可是如果美国不参与进来,你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大卫·费德勒问道。

  在大卫·费德勒看来,美国的一些亲密盟友已经陷入了这种两难困境。“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并没对盟友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如果你是德国人,你觉得美国靠得住吗?如果我是德国人,我是没有把握的,所以我必须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中国人……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他们不清楚当中国人用疫苗敲门的时候,美国人是否能带着疫苗及时赶到”,大卫·费德勒说。

  如果中国能够证明自己具有研制安全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的能力并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这种疫苗,那么中国其他高科技产业也将从中受益,比如5G。大卫·费德勒认为,如果各国“开始与中国展开合作而不再向美国寻求帮助”,那么他们排斥华为(专题)等中国科技公司的行为就不会再那么积极。

  此外,在疫苗安全性这个问题上,也不能排除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如果中国向一种疫苗颁发生产许可,世卫组织也认为这种疫苗不错,而FDA却持反对意见,这时该怎么办呢?FDA的许可曾代表全球医疗卫生领域的最高标准,可是在今年4月特朗普施压该机构许可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用于新冠肺炎紧急治疗并在仅仅两个月后撤销上述许可之后,该机构的声誉便受到了极大损害。即便对于一个不具备此类专业机构的低收入国家来说,FDA也将不再受到信任。该机构在欧洲或其他国家的同行将因此受益。

  此外,即便FDA认可了中国疫苗的安全性,一些人也不认为中国会向美国出售自己的疫苗。“中国是否会把疫苗卖给我们呢?我对此毫无把握。除了美国,还有好多国家都希望采购中国疫苗,所以美国在获得中国疫苗这个问题上还是风险挺大的……我们可以设想相反的情况,如果美国率先推出疫苗,在满足我们国内的需求之后,我们会把中国排在欧洲、非洲或拉美之前优先向中国人提供疫苗吗?不会的。我们甚至可能把疫苗当作一张好牌,在贸易谈判时好好利用一下”,乔治敦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拉里·戈斯汀对我说。

  特朗普政府的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计划是一个黑箱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中国为了体现自己的无私利他品质,愿意无条件与美国分享自己的疫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特朗普一直在竞选集会、新闻发布会和自己的推特上抨击中国武汉官员最初掩盖疫情的事,他已经把对中国的攻击视为竞选活动的一项关键内容。“没有人能够比我对中国更加强硬了”,他在今年4月就作过这样的表态。6月,负责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计划的领导之一居斯塔夫·佩纳(Gustave Perna)将军就表示,美国不会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发上与中国展开合作。

  虽然特朗普性格善变是众所周知的,但目前他不太可能突然改变立场去拥抱北京并承认美国在疫苗问题上有求于中国。这意味着,无论中国疫苗安全与否,特朗普政府都会向FDA施压,拒绝向中国疫苗颁发在美国上市的许可证。

  不仅是特朗普,在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已经遍布民主、共和两党。在大卫·费德勒看来,即便FDA认为中国疫苗是安全的,国会也不会同意拨款采购中国制造的疫苗。而且即便拜登当选,在其任期的早期阶段,上述情况也不会发生太明显的改变。“你可以想象拜登政府届时将承受怎样的压力……拜登竟然想采购中国疫苗?那个时候他将承受极大的政治压力,我实在想象不出拜登会怎样把中国疫苗搞到手”。

  可是,如果中国率先向各国提供疫苗,届时美国所承受的压力甚至将大于今天的压力。“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计划就必须提速……难道我们会为了政治原因在疫苗研制过程中抄近道吗?”大卫·费德勒问道。

  这就是令美国的医疗卫生专家们夜不能寐的原因:为了作出一种冷战般的胜利宣言,美国可能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向自己的疫苗颁发生产许可(the U.S.might prematurely approve a vaccine as a kind of Cold War propaganda triumph)。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初也做过这样的事:俄罗斯疫苗还没有启动III期临床试验,他就匆忙宣布俄罗斯在疫苗研发上取得了胜利。“美国会在其他国家疫苗成功的压力下砍掉目前正在进行中的III期临床试验吗?美国会拿出Operation Warp Speed计划中的一种疫苗然后说‘这种疫苗已经没问题了,大家拿去用吧’吗?”保罗·奥菲特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尤其担心英国可能过早为自己的疫苗颁发生产许可,因为这会对特朗普政府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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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金融时报》:为测试疫苗,英国计划让志愿者故意感染病毒

  鲍里斯·约翰逊政府已经向牛津疫苗研发团队和AstraZeneca公司注入了数千万英镑的资金,而牛津团队已经表示他们希望能通过一种所谓的“人体挑战”(human challenge)试验来加快疫苗的研发进度。在这种“人体挑战”试验中,数量十分有限的志愿者会被安排参加疫苗接种,然后再让他们感染新冠病毒。保罗·奥菲特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很难取得有大量志愿者参加的III期临床试验那样的良好效果。

  美国医疗卫生专家们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在美国,政治已经介入了新冠肺炎治疗的专业领域。先是前面提到过的今年4月特朗普施压FDA许可羟氯喹用于新冠肺炎紧急治疗;此后,就在本月,FDA在受到特朗普“这个动作缓慢的机构已经对我的选情造成了打击”的指责之后,紧急授权批准了一种也许有效但尚未获得验证的新冠肺炎疗法。

  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政治介入的好处是,他们可以很快拿到疫苗。本月初,特朗普抨击道:“幕后势力或者其他一些什么人对FDA施加了影响,导致制药公司很难招募到参加新冠病毒疫苗和疗法试验的志愿者。很显然,他们这样做是要确保11月3日大选前人们用不上疫苗”。特朗普的高级幕僚、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表示,总统“不得不给他们一点压力”。据《金融时报》报道,如果规模为1万人的末期临床试验结果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将考虑让牛津团队的疫苗走快速通道,尽快获得在美国上市的许可。不过根据FDA的规定,任何在美国上市的疫苗都必须经过规模至少为3万人的临床试验以证明其安全有效。而据AstraZenenca公司的说法,该公司并未与特朗普政府就疫苗走快速通道进行过协商。

  这些并非毫无意义的琐碎纷争。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必须经历时间的考验,在各种细节上付出极为艰巨的努力。有时候,疫苗有效性上的瑕疵或安全风险直到试验的最后阶段才会暴露出来。事实上,正在进行中的III期临床试验按计划仅持续几个月,而按照常规,持续数年才是比较稳妥的。

  如果无法用确凿的证据证明疫苗的安全有效并匆忙上市,这将引发公众对疫苗的抵制,最终导致美国失去疫苗这一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具有极高价值的工具。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药物在服用后会被排出体外,所以如果一种新药有毒副作用的话,有毒物质最终还是能够离开人体的。而疫苗就不同了,疫苗可以帮助训练人体的免疫系统以抵御病毒的攻击,这种训练会让接种者一生都受到疫苗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无法被排出体外的,如果疫苗出了问题,对于接种者来说,其负面影响将持续终生”,迈克尔·金奇说。

  保罗·奥菲特向我回忆起自己研制疫苗的经历,当时FDA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来“审核疫苗研制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连蒸馏瓶的清洗这个细节都没有放过”。“我希望他们能像对待任何一个疫苗研制机构那样去严格对待Operation Warp Speed计划的参与者。因为我们对这个计划了解不多,它就好像一个黑箱,外人对其具体实施内容知之甚少”,保罗·奥菲特说。

  虽然特朗普一直在火上浇油,几位美国医疗卫生行业的高级官员一直在努力缓解人们在疫苗审批方面的担忧。FDA官员史蒂芬·哈恩(Stephen Hahn)是由特朗普提名任命的,他一直坚称,只有安全有效的疫苗才能获得FDA的上市许可。而FDA生物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马克斯(Peter Marks)则表示,如果FDA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他将辞职。不过人们的忧虑并未在FDA官员作出上述承诺后有所缓解。如果公众不知晓疫苗审核的具体工作机制以及最终决定由谁作出,这种忧虑情绪恐怕会继续存在。

  “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干扰科学界的工作,无论美国环保署还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是国家气象局,他们的专业工作都曾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干扰”,保罗·奥菲特说。只是因为中国将先于美国推出自己的疫苗,特朗普就会收手不再干预吗?人们恐怕很难相信。

  大卫·费德勒指出,期待公共卫生事务不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是不现实的。小布什政府曾在非洲开展抗击艾滋病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美中关系的现状意味着美国所主导的那个在公共卫生领域提出无私的、无关大国竞争的公共倡议的时代已经终结。在今天的世界上,大国将在几乎每一个可能的领域致力于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不过,对于美中两国来说,他们通过努力还是能够管控这种竞争关系进而避免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遭到破坏的。回顾历史,处于敌对关系中的两个大国曾划出竞争的底线以避免某些领域受到波及,他们甚至曾在那些领域展开了合作。今天,美国和中国同样能做到这一点。大卫·费德勒建议,也许两国可以先在世界卫生组织问题上展开合作。为此,两国需要迅速行动起来。“如果北京和华盛顿无法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展开合作,我们可就真地有麻烦了”,大卫·费德勒说。

  【文/伊丽莎白·拉尔夫,译/观察者网 马力】译自2020年8月31日美国“政客”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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